《八九民运史》摘选

陈小雅

《八九民运史》摘选（一）

据称，中共中央在向各单位传达时，都宣称，方励之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及其以后的几封联名信，都是美国支持的。[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Hong Kong)，2004年版，第351页。]“美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美国是否支持这几起签名信？除“美国之音”的公开报道外，我们从方励之的自传中，仅能读到有关林培瑞“插手”的一段详情。他是这样写的：

“（上书）第二天，元月7日，有两位客人来我家。……另一位客人是林培瑞教授。林是我的新朋友，他于1988年中秋节前夕才来到中国，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他研究中文，是一份中文刊物《东方纪事》的编辑之一。他找我的目的是邀我为他们的刊物写稿。顺便，我也给了他一份致邓小平信的副本。当晚，他就把信的英文副本给了一些记者。这样，它就成了一封公开信……”[ 《方励之自传》，第391页。]

至于林培瑞的身份，新华社内部确曾有说法，但时隔二十余年，并没有出现新的材料予以证实。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插手其事的只是一位“美国公民”。至于“美国政府”对此事的态度，事后，方励之在避难美国大使馆期间书写《自传》时认为，美国并非没有愿望，但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少在当时，不是激怒中国：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问题颇有经验。但是，对中国，看来还没有多少现成的章法。总统面临的选择是：冒着开罪中国政府的危险，同等地对待苏联和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一时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以维持政府之间的‘老友’关系？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总统有聪明的智囊，想出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即邀请一些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参加总统在北京的告别晚宴。按西方的文化，晚宴既是一个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但又可以避而不谈为难的话题。因此，邀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共赴晚宴，既表示了总统对中国人权的关切姿态，又不会有损中国领导人的正统权威。似乎是个极高明的平衡。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李淑娴接到美国大使馆派人送来的白宫请柬，邀我们参加2月26日的总统告别宴会。”[ 《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392—393页。]

布什总统的告别宴会邀请有五百位客人。即便方励之夫妇到场，也只占五百分之二。美国政府的“智囊”或许指望中国领导人也是这样算账的，并且可以糊里糊涂地糊弄过去。

然而，方励之在这里显然不是一个“数”，他代表着一种“质”。是否容忍与方励之同宴，不仅代表着一个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政策立场，而且意味着，是否容许美国政府对中国“内政”进行某种安排。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在多年后出版的《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也认为，说美国支持这几起签名信“无法核实”。但是，美国支持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确有其事。最显著的事例，就是他们对布什总统晚宴的安排。该书对“赴宴事件”描述简练完整，姑引于此：

“2月25日，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中国。26日晚，他在长城饭店举行得克萨斯式烤肉招待会，没经中国政府同意，邀请了几名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出席。他们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经济学家苏绍智、文艺界著名人士吴祖光。老布什到别人家里做客，邀请主人不喜欢的人，主人当然是不愉快的。在被邀请的人当中，除方励之外，其它四个人都出席了。方励之接到请帖后乘车去长城饭店。途中车子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扣下。方改乘出租车，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方又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他又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方又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这位外交官用外交车把方励之送到香格里拉饭店的新闻中心。在这里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第二天在家里又开了记者招待会。

28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3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 杨继绳《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电子版。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年版，第351页。]

在中国方面看来，这等同于把邓小平此前会见布什的谈话视作耳旁风。因为就在布什告别晚宴的当天——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对美国总统说：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57—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7页。]

这显然就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它是参考苏东局势，并对其前景作出估计的产物。但是，“晚宴事件”使持不同政见者和政府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据日后成为八九民运骨干的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回忆：

“……北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子之死。……他留了一个遗书，这个遗书非常苦闷，就是说没有出路。这个是北大学潮的一个起源，人们就要思考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方励之的一封信，方励之给邓小平签名的一封信，签名运动，就是释放魏京生，这是第二个对北大震撼的。

第三个对北大震撼的就是方励之的赴宴。二月份布什请方励之吃饭，方励之去了，但是被警察拦住，说是司机违章。用这个非常卑鄙的手法，没让方励之去准时赴宴。方励之第二天在北大贴出了一个没有赴宴的经过。这个经过在北大人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反感：共产党现在什么手段都使了。”

《八九民运史》摘选（二）

“4月15日? 星期六 晴转阴 下午上班，路上遇陈维伟，政法部一位采访党政机关新闻的年青记者。他告诉我：‘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太突然了！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看两会期间登的照片，他的精神还是顶好的。虽然l2日李鹏在机场答香港记者问时，证实耀邦同志有病在医院治疗，但没有想到病情这么严重。”[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年版，第13页。]

这是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的日记。但比他更早得到这个消息的却是一家外地报纸——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并破天荒地在党报还没有发布讣告前，登出了一则消息。据当事人陆一[ 陆一时任《世界经济导报》要闻部副主任。]回忆：

“1989年的4月8日，我到北京，筹备并在12日召开了我主编的《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一书的发行会。……会议开完，我留在北京处理后续事务，准备乘15日晚上的火车回上海。15日（周六）中午，美国大使馆的经济参赞带女朋友来本报的北办[ 即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地处北海公园东南角的大石作胡同。]吃午饭，我们的北办是一座坐落在北海边的四合院。原来午饭是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吃的，可是刚开始端菜上桌，好久没有下雨的天下起了雨。我和常驻北办的伟国[ 张伟国时任《世界经济导报》编委。]只能匆忙把酒菜搬到南边会议室。吃了不久，伟国就去北屋接了个电话。回来后他神情异样地告诉我，胡德平来电话，告知胡耀邦今天早上7∶40左右去世了。在座的都默默无语。”

“……我作为要闻部负责统筹工作的副主任，凭着职业的敏感马上和已经回上海的老钦[ 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打个电话通报情况。由于那天是周六、我们出报付印的日子。我在和老钦通电话时，向老钦提出应该在这一期的头版抢发一个讣告，老钦让我直接和在《解放日报》的飞飞说。于是我就打电话到《解放日报》排字房，找到飞飞，由于当时官方讣告尚未发表，我只能在电话里向他口述了这样一个讣告。” [ 陆一《4月15日，悼念同日去世的两位前辈》，载“陆一的blog的博客”。]

重大消息未按新华社统发稿发布，这是大陆新闻史上罕见的事例。但这正是当时蕴藏在新闻界的一种冲动的反映。也正因为如此，在胡耀邦去世的时间上，“导报”讣告与官方公告并不一致。

大约在此同时，胡耀邦的“小朋友”张凯，同与胡耀邦有“难兄难弟”之谊的“改革派”理论家于光远通了电话，并从电话中证实了这一消息。于光远回忆说：

“当天下午我的研究生张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听到一个传闻，说胡耀邦已经不在人世，他不相信这是真事，他怀疑会不会那些陷害胡耀邦的人造胡耀邦的谣言对他作恶毒的诅咒。我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在电话中有一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于光远《告别胡耀邦》。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92页。]

在大学，人们知道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来自午休时爱收听电台的学生。据北大作家班白梦回忆：

“4月15日的中午，我们当时正在午休。当时同屋的一个同学正在听收音机，突然他听到了哀乐，就把耳机拔掉了，我们就听到了这个消息。”

据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的杨正泉回忆，中央电台于中午2∶04对内播出了新华社向境外发的胡耀邦去世的80个字简讯，并配发了哀乐。[ 见杨正泉著《新闻背后的故事》。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白梦及其室友听到的正是这则消息：

“当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本人非常热爱胡耀邦这个形象……后来就写出来那么一句话：沉痛悼念胡耀邦先生的逝世，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民主和自由事业的巨大损失。我当时就要贴到三角地去，我的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不让去，说你在北大少惹事。后来我还是去了，大概是15号中午2∶15的时候。……当时在三角地有两幅大字报，一幅是‘耀邦不朽’，一幅是‘耀邦同志，我们怀念你’。……大概往后就是我们班上一个同学贴了第四幅大字报。”[ 白梦《学运之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8页。]

张伯笠[ 张伯笠，男，1963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报告文学作家。]的回忆证实了白梦的说法：

“第一张大字报，第一首诗，第一个对联，都是作家班出的，这没错。当时，三角地是空白的。‘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却死了。’这是作家班的同学写的。”[ 张伯笠《学运之初》。载德国莱茵笔会、德国亚琛八九学社编《回顾与反思》第47页。据万润南《我的 1989（1）悲剧序幕》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是冰心悼念胡耀邦文章中一句自况自哀的话，但被贴到北大校园里，就具有了特别的含义。据封从德查证，冰心那篇刊载于《群言》的短文《痛悼胡耀邦同志》写于5月2日。应与作家班的标语无任何瓜葛。]

张伯笠则贴出了一首诗：

《长相思——雨夜送耀邦》

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县泪无声。

呼一更，唤一更，聒碎民心志未成，夜深望明灯……[ 张伯笠《逃亡者》。晨钟书局，2013年4月版，第73页。]

据第一时间赶到北大的万润南回忆，第一批贴出的大字报里还有一首改编的《奉献歌》：

“把长寿奉献给小平，把短命奉献给耀邦；把捐赠奉献给邓儿，把彩电奉献给赵子。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呢？我的苦难的百姓。”[ 万润南《我的 1989（1）悲剧序幕》。]

更多的人，是从当天晚些时候的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一噩耗的。

据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周锋锁回忆，尽管在中午时分，清华三教前的广告牌上已经出现了悼念的“白色”物件，但他当时并没有注意。确切地知道耀邦去世，还是从晚上新闻中知道的。当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北大”。[ 陈小雅《周锋锁访谈录》。2018年7月10-11日。]

平时处在信息灵通地位的体改所所长陈一谘这次也不例外。此时他正在301住院：

“4月15日，我在病床上吃完晚餐。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里传来了胡耀邦病逝的消息。我惊呆了，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从1957年在第三次团代会上，他给我题字‘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到1962年他到北大物理系搞‘甄别’时说的‘千锤百炼才能成钢’；再到1971年春节我向他汇报农村情况，他鼓励我说‘青年人的雄心壮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有大出息！’他的教诲一直激励着我克服万难努力奋进。……1978年若不是他的批示，我也调不回北京。”[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61页。]

眼泪里流出的还有他的后悔：他后悔胡耀邦“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没有抽空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他最后一次当面聆听胡耀邦的教诲，是1984年9月。

而两天前，他还去看望过住在同一家医院的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听说朴方也在301[ 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4月13日晚饭后，我让护士用轮椅推着到了他的病房……朴方躺在病床上，气色不太好。他和我说:‘我已经肝腹水了，可能活不久了。’我说：‘人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你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有问题！’我担心他为康华的事情心理上受到打击，[ 当时，中央正在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下属康华公司的经济问题。]我说：‘无论外边现在说些什么，你都要看开一些。’

……他问我：‘外边到底怎么样？’我说：‘情况不乐观。’就把知道的情况说了。我最后说：‘从去年价格闯关没成功，搞治理整顿很多东西又复旧了，民众的不满在增加。赵紫阳和李鹏的施政理念又不同，事情很难办。’朴方没有说话。与开完十三大后，他主动让我给紫阳捎话，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陈一谘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559页。]

无巧不成书，这一天，也是后来成为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柴玲女士的生日。当时，她和丈夫还租住在北大南门外的一间11平米的平房里，过着再世俗不过的“小日子”。那一天，她的丈夫封从德给她带回了 “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柴玲回忆道：

“当我们准备好桌子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我挚爱的猫咪小不点抓了抓我的脚踝，问我讨食吃……

封在用一个小电饭锅煮面条的时候心情特别好。 他在面条里加了一些昨天剩下的肉馅和蔬菜，我们两个在树下坐在马扎上看着电饭锅里冒出了热气。

在吃晚饭的时候，封从德提到了他收到了著名教授方励之的妻子李淑贤的回信。 封给她写信询问她是否出国留学就会被看作放弃了我们的祖国。 李跟他说不用担心，一旦他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技能，回国后就能更好地报效自己的祖国。 ” [ 柴玲《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电子版。香港田园书屋，2011年版，第46—47页。]

原载《议报》